氢能是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作为未来股票配资系统产业重点布局方向之一，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既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能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支撑。
氢能怎样为绿色转型注入活力？我国氢能产业发展情况如何？近日，记者进行了采访。
应用场景不断延伸，为绿色发展注入新动能
在新疆库车市，绵延成海的光伏板在戈壁滩上熠熠生辉。这里光伏所发的绿电将输送至20余公里外的制氢工厂，进行电解水制氢，氢气再通过管道输送至炼化企业。
石油炼化向“绿”而行，离不开我国首个万吨级绿氢炼化项目——中国石化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该项目于2023年6月30日顺利产氢，集产、储、输、用为一体，一端利用当地丰富的太阳能资源，采用光伏发电直接制氢，另一端将绿氢就近供应中国石化塔河炼化有限责任公司，替代炼油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天然气制氢。
“项目如果满负荷生产，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48.5万吨。”中石化新星新能源公司氢能管理部经理李瑞霞说，该项目已连续安全平稳运行超3年，验证了绿氢规模化工业应用的可靠性。
制氢，是氢能产业链的第一个环节。按制取方式和碳排放水平划分，氢能主要有灰氢、蓝氢、绿氢3种。灰氢以煤、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为原料，碳排放强度高；蓝氢是利用化石能源制氢，并结合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降低排放，技术复杂且成本较高；绿氢则采用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通过电解水技术制取。
石油炼化，氢气是不可或缺的工业原料。以绿氢替代传统的灰氢和蓝氢，挖掘了氢能发展潜力，助推石化行业低碳转型。
氢能注入的绿色活力，还体现在钢铁、电力、汽车等领域。在山东临沂市临港经济开发区，中国钢研纯氢竖炉示范生产线已打通纯氢冶金高纯铁生产全流程。这里开展了金属化率96%以上氢直接还原铁的常态化生产，以及3N级（99.9%）高纯铁的批量化试制。
用氢气还原氧化铁时，其主要产物是金属铁和水蒸气，纯氢竖炉还原后的尾气对环境没有任何不利影响，能显著减轻环境负荷。该示范工程是我国纯氢竖炉工程的首次成功应用，已稳定运行超8000小时，单次连续运行超2000小时，安全性、可靠性得到充分验证。
“随着全球能源结构深度调整与我国‘双碳’战略纵深推进，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势在必行。由高碳向低碳工艺转变，纯氢冶金是核心技术路径之一。”中国钢研氢冶金（绿色冶金）中心主任杨光浩说。
氢能能量密度大，在长距离运输上有优势，被应用于公交客运、冷链运输、干线物流等场景。
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200辆搭载国家电投集团国氢科技“氢腾”燃料电池系统的氢能大巴保障了赛事出行。这些大巴从容应对低温、降雪、山地等复杂路况，总行驶里程超过88万公里，累计减排二氧化碳超620吨，实现全程“零碳、零事故、零失误”。
依托国家氢能示范城市群政策牵引，截至2025年底，我国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销量近4万辆，氢燃料电池应用场景向矿卡、船舶、无人机、轨道交通等延伸。近些年，我国氢能产业正从技术示范探索走向规模化、商业化发展阶段，应用潜力持续释放，展现出越来越广阔的落地前景。
产业链企业创新攻关和政策引导形成合力
我国氢能产业稳步前行，既有产业需求牵引，也离不开产业链企业创新攻关和政策引导形成的合力。7月28日，3750吨产自吉林白城市大安市的绿氨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市，装船起航发往韩国，创下全球最大单批次绿氨出口纪录。
出口的绿氨全部产自位于大安的国家电投集团“氢洲·大安绿氨”示范项目。该项目于2025年7月建成投产，是国内最大规模PEM（质子交换膜）制氢装备首次实现工业级稳定运行。该项目验证了PEM制氢技术及自主柔性系统在应对风光发电波动、秒级启停及宽负荷调节方面的独特优势。
“首次”突破底气何来？国家电投集团国氢科技党委书记、董事长杨玉峰介绍，国家电投集团国氢科技交付的12套“四拖一”800标准立方米大型“氢涌”PEM制氢装备，负责消纳风电、光伏间歇性波动电力，在项目稳定运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制氢装备是电解水生产氢气的关键设备。自2017年国家电投集团国氢科技成立以来，公司聚焦氢燃料电池和先进制氢装备核心技术自主化，攻克了催化剂、PEM、碳纸、膜电极、双极板、电堆等一系列核心技术。基于长期积累，研制出“氢腾”燃料电池产品以及“氢涌”PEM制氢装备谱系。
我国在纯氢冶金上取得的进步，背后是行业的奋力探索。2020年，中国钢研成立中国钢研氢冶金（绿色冶金）中心，自主开发出纯氢冶金全流程绿色工艺与核心装备，攻克了纯氢竖炉工程化关键控制技术等一系列难题，建成全球首条5万吨纯氢竖炉示范工程。鞍钢集团联合国内科研院所开发纯氢流化床技术，基于该技术，2025年8月，全球首套绿电绿氢流化床氢冶金中试线进入投产阶段，是纯氢竖炉工艺之外的重要探索。
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替代率持续提升，自主可控能力不断增强，让燃料电池系统成本大幅下降。“与2020年相比，目前氢能整车及燃料电池系统成本下降了80%。同时，电堆功率密度、寿命显著提升，系统功率迈入300千瓦级别，为大功率商用车及重载场景提供了支撑。”杨玉峰说。
近年来，政策支持有力，助推氢能产业商用落地提速。2025年1月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确立了其能源属性和法定地位。多个国家级规划将氢能提升至战略高度，其中“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氢能明确为未来产业重点培育方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将氢能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并提出2030年可再生能源制氢达200万吨的目标。
在具体实施层面，《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明确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今年3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启动新一轮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引导氢能应用从交通领域向工业、电力、绿色燃料等全场景延伸。同时，财政金融层面的支持愈加精准。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且绿氢项目已纳入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机制，可通过获取碳资产收益弥补绿氢的成本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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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表示，我国构建起从顶层法律设计到具体项目落地的多层次政策体系，为绿色制氢与氢能技术应用提供了坚实支撑。
从政策引导到商业可行，还存在必须跨越的攻坚期
尽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但由于氢能产业仍然处于发展初期，产业发展仍有一些瓶颈。
互联网配资公司首先，制备成本高、经济性不足，是绿氢商业化推广的障碍。以纯氢冶金产业落地为例，杨光浩介绍，当前，即便在国内风光资源最好的地区，绿氢成本依然超过18元/公斤，而纯氢冶金具备经济竞争力的绿氢成本需要降到10至12元/公斤。
绿氢多以气态形式运输，但这种方式运输效率低、成本高，削弱了绿氢在终端应用中的经济性。此外，绿氢生产主要集中在风光资源丰富的“三北”（华北、西北、东北）地区，而消费市场集中在华东、华南等经济发达区域，空间上的供需错配进一步放大了这一矛盾。
业内专家表示，我国PEM、气体扩散层等关键材料依赖进口，电解槽宽负荷调节等一些技术仍需突破。“技术突破及创新是推动氢能产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杨玉峰说，从政策引导到商业可行，还存在必须跨越的攻坚期。
此外，市场和价格机制不完善也影响行业发展。“碳市场支撑不足，难以形成氢冶金产品的‘绿色溢价’，用户不愿为高价绿钢买单，导致钢铁行业拥抱氢冶金动力不足。”杨光浩说。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制氢国和用氢国，具有丰富的氢能供给经验和产业基础。
“绿氢兼有清洁能源和储能的双重属性，是未来工业深度脱碳和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载体。”李瑞霞认为，随着光伏、风电等绿电技术进步，绿电成本持续降低，电解槽及燃料电池产能、性能提升，技术的迭代和材料的更新，必将推动绿氢生产、使用成本降低，绿氢产业竞争力增强。
杨玉峰表示，展望未来，产业发展破局关键在于聚焦优势场景、打通全链闭环，全行业要从“单点竞争”走向“链式协作”。一方面依托全产业链协同，以应用拉动技术迭代，推动产业步入“降本—放量—再降本”的正向循环；另一方面，聚焦差异化场景，锁定冷链物流、中长途重载运输等“刚性需求”场景，探索“绿色溢价”的变现路径，推动商业闭环。
杨光浩介绍，未来，随着新能源技术发展、设备投资强度降低、钢铁行业碳排放控制收紧，绿氢冶金的成本劣势将被抹平，纯氢冶金将会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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