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的宏大叙事曾经令不少人心驰神往。从“五月花号”上的契约，到“人人生而平等”的豪迈宣言；从废奴运动的汹涌民意，到《民权法案》从法律层面上对族群权益的保障…… 这或许是学者福山写下“历史的终结”这几个字时，脑海中浮现的背景。然而，“种族主义”一直是无时无刻不在伴随着这个国家的一个幽灵，即便是在民权运动这么多年之后。
在波士顿和洛杉矶等地一些顶级精英学校里，教师们常常根据学术的族群，将他们分成不同的小组。纽约上西区的银行界儿童学校是美国著名的早教机构。最近他们开始讲学术氛围“有色儿童亲和小组”和“（白人）倡导小组”。白人倡导小组的目标是：提高对白人身份及其特权普遍存在的认识。提倡学生正视并接纳自己的欧洲血统。美国医疗系统也是“少数族裔”优先获得照顾。比如疫情期间，一些富有影响力的医生、活动人士不是按照尽量挽救更多的生命作为标准，而是根据“种族公平”这一考虑来对患者进行分诊，或者说区别对待。
在这个社会背景下，亚沙·蒙克出版的《身份陷阱》是第一本面向大众、系统梳理当代身份政治、交叉性理论谱系的有影响力的非虚构作品，也是一本难得的，从这个角度理解当下美国社会撕裂的作品。
作者亚沙·蒙克写道：“当下，一种进步分离主义取代了普遍主义，正在美国部分主流社会中迅速蔓延。” 《身份陷阱》要追问的是：一种本想纠正历史不公、让不同族群获得平等待遇的思想，为何最终会把人重新锁回群体身份之中？
《身份陷阱》
作者: [美] 亚沙·蒙克
译者: 陆殷莉 / 薛凯欣
版本: 中信出版社
2025年11月
身份的牢笼
《身份陷阱》首先用一个真实的例子讲述了美国社会对不同族群的区别对待。
一位叫帕特尔的印度裔第二代移民，其父亲是印度穆斯林。全家刚来美国时，他父亲是个穷留学生，后来通过加盟、经营赛百味三明治店致富。帕特尔从小在芝加哥富裕郊区的富裕中产社区长大，享受着富裕中产阶级的教育、生活机会，但也注意到自己与周边的大多数同学在族裔、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诸多差异。
在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社会学学位时，帕特尔了解到了“制度化种族主义”“结构性压迫”这样的概念。他第一次在课堂上接触到，“白人至上”是一种理念，即“与白人相关的文化模式”就是美国社会的准则。也就是说，与他自己相关的文化模式看起来低人一等。他觉得，这就是他一生的写照。
帕特尔回想起来，他小时候曾经和父亲一起参加一场南亚商人会议。一位听众问他父亲为什么加盟赛百味而不是开一家自己的三明治店。他父亲反问道：“你见过哪个白人会从一个印度出生、名叫萨德普丁的棕色人那里买三明治？”
这样一来，帕特尔忽然觉得一切都说得通了。然后他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种族主义渗透到每根毛发的环境里。他由此也陷入了“身份陷阱”，再也想不到自己在富裕社区长大所享受到的其他特权和良好的教育机会，无法接受他的视角，变得好斗、挑剔……
本书作者亚沙·蒙克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完成本科及博士阶段的教育。蒙克出身自东德犹太裔家庭，他的家人们始终认为左翼阵营的历史使命能够跨越人们之间诸如家庭、部落、族裔、宗教的差异。但是在过去的五十年间，左翼运动的标志性信念似乎已经发生了变化：开始接受群体差异，并且以对这些差异的认同为荣，甚至不相信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可以达成相互的理解。
蒙克这本书所聚焦的，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细节：身份综合理论。
《隐藏人物》剧照。
身份综合理论的盛行
有趣的是，对于本书所讨论的最为核心的理论“身份综合理论”，作者并没有在文字上给出一个严谨的、学院派的定义。相反，作者围绕着它，从各个细节，进行了一种类似于白描的勾勒：它倾向于将个人首先理解为种族、性别、性取向等身份群体的成员，并据此解释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不公来源与道德责任。
“身份综合”的英文原文是identity synthesis。Synthesis这个词的原意是合成、综合的意思。这个概念是说它把几种东西缝合成了一套新的、与身份有关的意识形态：包括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批评种族主义等传统，以及身份政治。所以它不是单一理论，而是把学术左翼关于权力、压迫、身份、语言、结构的几条思想线索，综合成一种新的“公共常识”，或者“公共话术”。
如果非要给它一个定义的话，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一种将个人首先理解为特定身份群体成员，并据此解释社会不公、政治利益与道德责任的思想框架。作者蒙克认为从思想根源上讲，身份综合理论是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批评种族主义三重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对“现代性的大叙事、普遍真理、理性进步神话”的怀疑。如果把它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后现代主义者不太相信：世界有一个统一真相、历史一定向前进、理性能解决一切、专家和制度天然值得信任。后现代主义认为“真理”，可能只是某个时代、某个群体的话语霸权；“理性”，可能只是掌权者包装自己权力的语言；“进步”，可能伴随着压迫、排斥、殖民、规训；而“客观知识”，其实往往带着立场、利益、身份结构。所以它的核心态度是：不轻易相信任何自称“普遍、客观、中立、终极”的东西。
它是在20世纪西方社会对现代文明失望之后出现的。两次世界大战、纳粹与法西斯主义、集权主义和意识形态暴力的出现，让人们开始意识到“理性”“科学”“现代制度”并不自动导向善，它们也可能制造灾难。所以后现代主义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文明幻灭后，思想家如米歇尔·福柯、让·费朗索瓦·利奥塔等新一代知识分子所持的怀疑主义。
建议在以中国公民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快自行转移至以色列境内安全地区（远离特拉维夫、海法、耶路撒冷市中心，远离军事单位、敏感机构和机场、港口、码头、火车站、轻轨等大型交通枢纽，远离政府机构和电厂电站、炼厂、通讯中心等基础设施）避险，或经塔巴边境口岸撤离至埃及境内避险。
《绿皮书》剧照。
后殖民主义，可以理解为研究殖民统治结束之后，这个世界仍然如何被“殖民遗产”所塑造的一种思想与方法。它关注的不只是“殖民已经结束”，而是：权力关系有没有真的结束、文化、语言、知识体系有没有仍在延续殖民结构、谁在定义“文明”“落后”“现代”这样的问题。后殖民主义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是爱德华·萨义德。他最著名的著作《东方学》指出，“东方”不是一个客观存在，而是被西方“建构出来的形象”，是“西方”想象出来的东方。它与后现代主义都怀疑“真理”和“权威”，都关注语言、话语、权力，反对“单一叙事”。后殖民主义，是对“殖民结束之后，世界仍被谁定义、如何被定义”的系统性反思。
批判种族理论是一种主要起源于美国法学院的思想框架：它认为“种族不平等”不只是坏人个人歧视的问题，而是可能被法律、制度和社会结构长期嵌入和维持的问题。这个理论大约在 1970–80年代美国法学界形成，通常追溯到像德里克·贝尔、金伯利·坎伯萧、理查德·戴尔歌多等法学学者。它在 1989 年作为一个更明确的学术运动被组织化。
当时美国已经经历了奴隶制废除、民权运动等一系列“进步”的变革。《民权法案》和《投票权法案》都被写进了法律。按理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但实际情况是住房隔离还很严重、不同族裔间教育资源差异依旧巨大、刑事司法系统里种族差异依旧明显。也就是说，“形式平等”之后，现实结果还是呈现出很多不平等。批评种族理论的思想家，比如德里克·贝尔、金伯利·坎伯萧等开始质疑：问题可能不只在个人偏见，而在制度本身的历史惯性和结构设计。德里克·贝尔当时作为年轻的律师，亲身在第一线与推行种族隔离的地方政府进行法律诉讼，一共赢得300多场胜利。但是后来，他注意到解除种族隔离实际上伴随着很多负面的效应：比如黑人学校的解散导致很多教师失去工作；表面上的解除隔离，其实导致了白人孩子纷纷转向别的学校包括私立学校，使这些努力徒有其表。萌生退意的他打算退出律师工作的第一线，厘清自己看到的这些矛盾。他后来成为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开始摒弃自己早期努力所依赖的一些基本假设，甚至对整个民权运动产生了怀疑。
批评种族理论一开始的问题意识是十分有益的，但它有自己的问题，它不可避免地走向反客观主义，并对跨群体沟通的怀疑，最终形成了以身份为中心的政治组织方式。
作者在书中直言“身份综合理论”有几个特征，包括：摒弃客观真理；为政治目的使用话语分析； 悲观看待克服偏见的可能；倾向按群体身份制定公共政策；在政治组织中采取交叉性策略； 怀疑不同群体成员能否真正互相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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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综合理论在数十年里统治了美国学术界和知识界。但它在校园之外的社会中，影响力相对有限。尤其是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当选，让许多人觉得美国的种族问题似乎终于成为过去。
然而在奥巴马两个总统任期之后，美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流行于象牙塔中的意识形态，在主流社会中产生了深远影响。“白人特权”“结构性种族主义”这些词汇进入社会生活。到2020年时，《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已经开始在文章中引用身份综合理论相关的概念，包括上面提到的两个词语。2016年和2020年两次总统大选中，民主党人都使用了身份综合理论的语言，并且承诺，根据受益人的群体身份来决定国家福利计划资助对象。
美国精英阶层的这些在自我认知和观点输出时的变化，是受更广泛的政治、社会和技术力量影响的产物。传统的媒体迫于生存压力，更加依赖于社交媒体上信息的病毒式传播博取流量。而身份综合理论的大众化版本，是绝好的素材。名牌大学教育出来的精英毕业生们在学校里就深受它的影响，开始在企业、非营利机构和政治系统中挑起大梁的同时，把它作为默认的思想设置。最后，以唐纳德·特朗普为代表的真正的敌人，真的出现了。
“交叉性”理论
如何融入美国社会？
“交叉性”英文是 intersectionality。它最初是一个分析框架/理论概念，不是一开始就意味着一种政治立场。最简洁地说，它本来的含义是一个人可能同时拥有多重身份，而这些身份不是彼此独立地影响他/她，而是会“叠加、交织、相互作用”，从而塑造其处境。
比如一个人同时是女性、黑人、工薪阶层以及移民，或者同性恋。那么她所经历的困难，不只是“女性受到的影响” + “黑人受到的影响” 这么简单，而可能是一种独特的、交叉出来的处境。如果一家机构不让黑人女性入内，但同时他们对外宣称没有歧视女性——因为白人女性能进，又或者他们也没有歧视黑人——因为黑人男性能进。那传统的“单一维度”分析（只看性别 / 只看种族）就可能看不见这个问题。交叉性这个概念就是用来指出：有些不公正，恰恰发生在身份交叉处。
金柏莉·威廉斯·坎伯萧（Kimberlé Williams Crenshaw）在1989年左右系统提出这一概念，最初主要用于法律研究和反歧视分析等与黑人女性主义相关的问题研究，是法学和社会理论里的工具。但是后来，它被“夸大化”成一个规范他人、筛选立场、组织群体忠诚的工具。在网民那里，它变成了这样一种拒绝和解的姿态：因为你不可能真正理解我的处境，所以你没有资格质疑我的判断；而我的经验本身，就构成了某种道德和认知上的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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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性与身份综合理论的论调在21世纪的头十年开始在Tumblr、脸书、Reddit等社交媒体上大行其道，日益占据舆论的阵地。然后，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卫报》等，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者谈到，如果对比《纽约时报》2020年以后与2010年时的文章风格，读者会惊人地发现，原来被认为过于极端而无法见诸报端的报道、专栏文章，今天已经司空见惯。
元股证券:ygzq.hk作者蒙克谈到一个细节。佐治亚州立大学的一位政治学学者分析，2011年到2019年这8年间，《纽约时报》使用“种族主义”一词的文章在占比上的增幅达到惊人的700%。同时，另一份重量级的主流报纸《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使用这一词汇的频率则增加了1000%。这位学者在相关的研究中得到结论：奥巴马总统任期内，身份综合理论的重要概念如微歧视白人、白人特权，从晦涩难懂的学术语言，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新闻语言。而伴随着它们出现的思想和信念，则催生了新的道德政治框架。
由于主流媒体的受众主要是受教育程度良好的人群，包括白人。于是出现了一种非常诡异的情况：相较于黑人群体，白人自由主义者现在更有可能对白人这个群体抱有负面情绪。以至于2019年，著名媒体人马修·伊格莱西亚斯创造了“大觉醒化（The Great Awokening）”这个词语，用以形容美国生活一个重要群体正在经历的大规模生活政治变革：2010年代中后期，美国自由派尤其是白人自由派，在种族、性别、身份、压迫、歧视等议题上，发生了一次迅速而大规模的左转/激进化。这个概念故意模仿美国历史中的“大觉醒运动”，也就是18、19世纪美国新教福音派宗教复兴运动。 “大觉醒运动”的潜台词其实很强：这不是普通的政治立场变化，而像是一场带有道德热情、群体动员、忏悔与改造意味的“世俗宗教式觉醒”。这个命名本身就带一点讽刺意味。
《塞尔玛》剧照。
伊格莱西亚斯指出，白人自由主义者在种族和种族主义问题上的“左”倾程度，甚至超过了典型的黑人选民。年轻人的“左”倾在西方社会是常态。但社交媒体上的热情和理论，是如何改变社会的？作者蒙克提到美国德裔哲学家、《单向度的人》的作者赫伯特·马尔库塞在1972年出版的《革命与造反》一书中，建议人们一边在体制内工作，一边反对这些体制，即在工作中利用大众媒体来做“该做的事”。
社会的改变，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大学生的数量从20世纪70年代到2011年翻了一番。同时性别研究和媒体研究等院系的招生人数成倍地增长，而这些学科都是由身份综合理论学者主导的。与此同时，较为传统地人文、社会科学院系里，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非营利机构、私营企业、政府机构、大学的雇员，都在大学里深刻领会了身份综合理论的精髓，然后把这些理论带进社会这个大机器的运转过程中。
理性的边界在哪里？
“身份综合理论”也好，“批判种族主义”也好，无论是英文原文还是中文译法，都很难让人一望便知其含义，甚至连“望文生义”都不容易做到。作者在本书中不惜笔墨地梳理这些概念的思想来源、理论衍生与历史演化脉络；但对于早已习惯现代信息环境、缺乏耐心进行抽象思考，甚至习惯于在一分钟短视频里“理解世界”的读者而言，这样的阅读体验几乎可以说是反直觉的，甚至是难以忍受的。
而这恰恰揭示出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这些概念本身往往带着一种高度学院化、理论化，甚至近乎“高级”的气质。它们不仅容易让普通人感到困惑和疏离，也很容易让那些自认为掌握了它们的人，产生某种智识上的优越感，仿佛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更深刻、更高级的认知层次。
更重要的是，这些概念的模糊性，本身就是它们力量的一部分。正因为它们缺乏清晰而稳定的定义、边界和适用范围，它们才更容易扩散，更难被有效反驳，也更能够被不同立场的人拿来挪用、延展和重组。换句话说，它们不仅是思想内容，也是一种语言姿态；而这些理论概念的晦涩，并不只是表达上的副作用，它本身也可能是一种权力机制。
这种权力机制，正是今日美国社会撕裂的一部分根源：一边，是沿海精英口中不断更新的后现代术语，抽象、精致，却难以直观把握；另一边，则是那些在产业衰退与社会变迁中失落的人群——对他们来说，不只是这些概念无法立刻理解，甚至连静下心来阅读与思考的条件，都变成了一种奢侈。
语言本应连接人与人，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彼此隔绝的边界。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曾经讲过一个细节。他曾在电梯上遇到一位中西部某州的人士。对方得知他来自波士顿（哈佛大学所在之地）时，略带防备地说了一句：“你知道，我们其实也是看书的。”这句话看似平常，却隐约流露出一种被低估、被忽视，甚至被轻视的情绪。
或许，真正的问题并不只是人们是否理解那些复杂的概念，而在于在这种语言结构之下，有些人越来越习惯于解释世界，而另一些人，则越来越觉得自己被排除在“理解世界”的资格之外。
《塞尔玛》剧照。
《身份陷阱》这本书里的内容围绕着身份综合理论的哲学概念的溯源和对它们的发展的描述，读来让人有一种对人类理性的悲观。
交叉性也好，福柯对于现代性的批评也好，都源自对于现实社会人类理性局限的批评。然而这些理论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之后，终于也落入了它们的来源一样的窠臼，终于成为一种反噬自己的力量。以反对种族主义、社会不公为目的的身份综合理论，最终却回归到了让生活和群体更为撕裂的“分而治之”的状态。不知道如果马丁·路德·金博士知道今天这样的结果，会作何感想。
在本书的第四章，作者引述了这样一个寓言：一个在寒夜里弯腰拾柴的老人，被肩上的重担压得几乎直不起身。他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绝望之下喃喃自语：让死神把我带走吧！然而，当死亡真的出现在他面前，问他究竟想要什么时，感受到一股阴森的老人慌乱不堪，不知如何作答。最后只是表示希望对方帮他把散落的柴火重新放回肩头。
这个故事颇为耐人寻味。人们经历痛苦时，或许希望得到的不是思想上的宏大改变，而只是让生活的担子变得轻一点。
文首提到的帕特尔的例子，有个不错的结局。他在大学里因为一件事深受触动。有一次一位教授排演了一出戏剧。帕特尔对剧目横加挑剔，认为剧中的细节让无家可归和黑人、棕色人种家庭感到不适，造成压迫。几天后，教授发来邮件，表示帕特尔的评论让她很受伤。与其对别人的作品妄加评论，不如自己努力尝试创作更好的作品。这件事让帕特尔意识到，身份综合理论看似能够解释他经历的世界，但它的盲区也无法让人忽视——它对世界的描绘不允许有灰色地带，绝对而傲慢。
读完全书，笔者不禁感慨：一种以揭示压迫为起点的理论，最终却开始规定谁可以发言、谁必须沉默——它或许并没有背离自己的逻辑，而只是把这种逻辑，推向了它本应避免的终点。它最初想拆掉牢笼，最终却重新发明了牢笼。
撰文/邵鹏
编辑/李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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